一份报告读懂一座精神丰碑（关注6·9国际档案日）

□本报全媒体记者李昊

6月8日，国际档案日前夕。河南省档案馆的展柜里，一份报告纸页泛黄，字迹清晰。

翻到边角，几行蓝黑墨水的批示赫然在目：“铅印1000—1500份，发给党的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每人一份，号召他们学习……”

落款时间：1963年7月25日。落款人：焦裕禄。彼时的他，到兰考刚200多天。

这份《中共兰考县委员会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稿）》中写着：三五年内，通过兰考人民的努力，取得治沙、治碱、治水的基本胜利，从而改变兰考的面貌。

60多年时光流转。“每次打开它，都像是在触摸一段滚烫的记忆。”档案馆工作人员轻轻地说。

一

翻开报告，开篇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段沉痛的回顾：

“兰考县历年以来的致命灾害是风沙、盐碱、内涝……我县有36万勤劳的人民……每年收获却养活不了自己，我们觉得很抱歉，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1962年，兰考自然灾害严重，“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劳动半年糠”。秋天，洪水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全县粮食产量降到了历年最低。

在最艰难的关口，焦裕禄来到兰考。当时，这里许多地方粮食亩产甚至不足百斤，灾民“扶老携幼去逃荒”。

一个风雪夜，兰考火车站，准备外出讨饭的灾民挤满了站台。焦裕禄指着人群对身边的干部们说：“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带领县委立下誓言：“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誓言背后，是扎实的行动。他深知，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要根治“三害”，必须先拿到第一手资料。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治风沙，需要探查风口；治内涝，需要水文信息。焦裕禄先后抽调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三害”调查队。

风沙最大时，他去查风口；雨最大时，他去探水势。据档案记载，为了搞清楚盐碱地的性质，他蹲在地头，用手指捏起一小撮土放进嘴里品尝：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辣又苦的是马尿碱。

“不用舌头尝，你怎么知道是咸是凉？搞不清楚，怎么治理？”他说。

1963年8月，兰考连降大雨。焦裕禄带着3个同志拄棍蹚水，一边按着肝部，一边用手绘制洪水流向图。赶到金营大队时，大队支部书记吃惊地问：“一片汪洋，您怎么来的？”他指着手中的木棍说：“就坐这条船来的。”

凭着一双铁脚板，焦裕禄和调研队跋涉了5000余里，历时41天，终于摸清了家底：全县共有沙荒24万亩、沙丘261个、沙丘群63个、沙龙17条、大风口86处，危害耕地23.8万亩。所有风口、沙丘、盐碱地全部编号绘图，形成了一整套翔实具体的资料。

正是在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焦裕禄牵头起草了这份治沙、治碱、治水设想。

二

实事求是，是焦裕禄最宝贵的方法论。在这份治理蓝图中，他特意写上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工作作好，不然我们是不甘心的”。

他有个习惯：白天调查，晚上联系实际思考。他相信，“政策来于群众，理论来于实践”。这是他坚持的工作方法，也是他一生践行的信条。

刚到兰考不到一周，他就两次走进老饲养员萧位芬的牛屋，蹲在地上请教。“沙土窝里种泡桐树，挡风、压沙，用处多。”他掏出本子记下来。后来，种泡桐成为治理风沙的关键决策。

听说爪营公社社员魏铎彬用淤泥封住了母亲的坟头，风再大也吹不动，他立刻登门请教。经试验，“翻淤压沙”在全县推广，一个冬春就把危害最大的沙丘全部封住。

他还从群众中寻找榜样：韩村不向国家伸手，割草养活自己；秦寨在盐碱地深翻，取得了好成效；赵垛楼绝收后冒雨挖渠夺丰收；双杨树兑鸡蛋卖猪，坚持自力更生。

焦裕禄把这四个村的代表请到全县大会上，立下“四面红旗”，号召全县人民学习。他还倡导因地制宜，推广花生、大枣、泡桐等经济作物，为兰考描绘了“拉不完的花生、大枣、泡桐”的前景。

由此，全县抗灾斗争、恢复生产的整体部署，建立在了扎实可行的基础之上。

三

焦裕禄就这样忘我工作、积极探索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便在病重垂危之际，他依然心系兰考、牵挂百姓。

临终前，他说：“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他没有等到兰考的“千顷澄碧”。但那份设想，如今，已然成为现实。

今天的兰考，“三害”早已根治。泡桐成了致富树——中国民族乐器行业95%以上的音板产自兰考泡桐，年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1.8万余人实现就业增收。

这些带着兰考印记的民族乐器，不仅畅销全国各地，更远销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份档案，记录一段历史。透过这份报告，我们不仅能看到一张治理“三害”的蓝图，更能看到一名共产党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坚守。

岁月无言，焦桐有声。那是历史的回响，也是人民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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