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为“红军票”立信（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原标题：《10天，为“红军票”立信（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追寻长征路上的红色金融故事”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鹏 裴熔熔 杨萨

贵州遵义老城杨柳街，一栋青砖灰瓦的二层小楼静静矗立。门楣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几个字，将人的思绪拉回到90多年前。

1935年1月9日，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主力进驻遵义。时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党支部书记曹菊如面对的是两道难题：部队物资匮乏亟待补充，而苏区货币在当地尚未建立信用。

“红军进驻遵义前，军费已非常紧张，从江西出发时所带物资匮乏。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还未取得新区群众信任，增加了采购部队供应物资的困难。”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分行工作人员刘磊说。

军情瞬息万变，如何让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迅速取信于民？一个破局思路迅速明确：不再单纯把纸币当作钱币，而是当成可以直接兑换物资的特殊货物。

循着这个方向，毛泽民、曹菊如等红色金融开拓者大胆创新。1935年1月12日，国家银行在杨柳街正式开业。银行以没收来的银圆、布匹和遵义当地紧缺的大量食盐为保证，发行了长征途中唯一的苏维埃纸币——“红军票”。

国家银行将食盐、香烟等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能用“红军票”。1元“红军票”可买7斤盐、4罐香烟——而红军到来前，1斤盐要1块银圆。同时，国家银行还用“红军票”高价收购群众手中的生活用品。“红军票”迅速受到当地百姓欢迎。

曹菊如在回忆录中写道，遵义的商店很多，因为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既可买到市场上很缺的食盐，又可兑成现洋（即银圆），所以大家争要“红军票”。商店齐开门，军需品得到补充。红军进城10天，全城活跃，极一时之繁荣。

漫漫万里长征路，红军为何只在遵义发行纸币？答案，就藏在这座黔北重镇的街头巷尾。

天时——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中央苏区长征时，红军就定下纪律，沿途绝不随意投放苏币。黎平会议提出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最初以遵义为中心；猴场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有关行动方针。此时，发行独立货币、建立金融体系，成为必须推进之事。

地利——遵义地处川黔要冲，商贸活跃，文化多元。遵义市政协原副主席、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名誉会长曾祥铣表示，这种地域品格，使当地民众天然具有对新鲜事物的包容力与接纳度。而彼时黔系军阀垄断盐行、囤积居奇，盐价高企，“斗米斤盐”成为常态。国家银行将“红军票”与食盐挂钩，以商品信用增强货币信用，精准击中了民生痛点。

人和——“‘红军票’搞活市场、保障百姓生计与军需供给，为当时准备打造红色根据地作出了贡献。”遵义市原旅游局局长黄先荣认为。红军严明的纪律为“红军票”的发行奠定了民心根基。因红军纪律严明，遵义城商民非但不逃，反而成群结队悬旗欢迎。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下这一场景。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决定撤出遵义。1935年1月19日，中央机关和有关部队撤离，百姓手中持有的“红军票”怎么办？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名誉会长雷光仁介绍，撤离前，国家银行在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等闹市区紧急设立许多货币兑换处，摊位上摆满银圆、盐巴、大米、布匹和香烟，敞开为百姓兑换。百姓拿着“红军票”，可以直接换物资，也能兑换银圆。

兑换工作彻夜不休。“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回纸币，兑到快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但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了遵义，继续向前进发。”曹菊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队伍虽已远去，但这场关于“信义”的接力并未结束。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红军买猪条”，更是信义传承的鲜活见证。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凉水乡，某部连长陈树容向农民赵金和买了一头猪，付给他15张苏维埃币和“买猪条”一张。1952年，赵金和的儿子携带“买猪条”、苏维埃币及当地开具的介绍信，在中国人民银行顺利足额兑换出了人民币。

时光荏苒，山河焕新。当年一纸薄薄的“红军票”承载的红色金融信义，从未褪色，从未打折。它让星火燎原，化作蓬勃的金融之力，滋养着黔贵大地，也昭示着金融为民的初心——共产党人无论走到哪里，信义二字，重于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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