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何以挑起家国（征途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追寻长征路上的红色金融故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汝城）旧址陈列。本报全媒体记者 冉衡 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 杨萌萌 摄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造币厂旧址。 本报全媒体记者 马腾飞 摄

位于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的古银杏树。 吴瑞森 摄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摄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镇叶坪村“胜利之门”地标。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摄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摄

本报财经全媒体中心 出品

□本报全媒体记者 裴熔熔

提起长征，很多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军事战线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等经典篇章，隐蔽战线传颂着破译敌军密电、帮助队伍避开致命伏击的传奇故事。但漫漫长征路，物资供给如何实现？艰苦转战中，经济保障从何而来？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报记者沿着长征路上的红色金融足迹，走访江西、湖南、贵州、四川、河南、陕西六省，追寻扁担何以挑起家国，解码经济战线如何护卫红军远征，在红色金融实践中体悟长征精神，探寻新时代金融强国的建设密码。

红色金融 守护革命家底

为跳出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保存革命有生力量，1934年10月，8.6万余名中央红军战士集结江西雩都（今于都），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被编入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随军转移。

“十五大队有一百多个运输员，挑着一百多副担子，其中有几十担苏区铸造的白洋（即银圆）、几十担票子和一批印票子用的机器、材料等，还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时任国家银行党支部书记的曹菊如在回忆录中进行了详细记录——百余副扁担、单薄的队伍，却担起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资金保障，担起了整个红色政权的金融家底。长征中的国家银行，也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扁担银行”。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在湖南汝城驻留休整，国家银行随即配合红军开展筹粮筹款等工作，全力保障队伍物资供应。撤离时为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免遭国民党迫害，国家银行开展了长征途中首次“设点兑换纸币”的实践。在多个临时所设的兑换所，国家银行按照1∶1的比价，用银圆兑回红军购物时支付给百姓的苏维埃纸币。这种实打实的履约，维护了国家银行信誉，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在贵州遵义，国家银行清查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来的银圆、食盐等，并以此为发行保证，发行了长征途中唯一的苏维埃纸币——“红军票”。国家银行将食盐、香烟等低价卖给群众，又用“红军票”高价收购群众手中的生活用品，这样既流通了苏币、解决了军需采购难题，又破解了百姓吃盐贵的民生痛点，切切实实将人民放在心中。

1935年10月，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此后13年间，长征途中淬炼的红色金融火种，在陕北的窑洞中继续运转并蔚然成势，为促进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保障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河南与四川，红色金融也为长征积蓄着力量。红二十五军运用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积累的实战经验，在长征途中积极筹措军费物资，并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系列举措让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时军费物资充足，也正因如此，后续才有了毛泽东向原红二十五军军长（时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借钱的经典故事。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也被红四方面军带到了大巴山中——川陕省工农银行发行货币，统一苏区币制；发放贷款，支持工农生产；活跃经济，保障群众生计和革命战争，为川陕苏区发展和支援革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工农银行积累的金银资产转为行军经费，继续保障队伍远征。

长征精神 淬炼红色金融底色

长征精神，是穿越九十载依旧明亮的灯塔，是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长征路上的红色金融，亦深深熔铸着长征精神的厚重底色。

红色金融事业自诞生起，就肩负着支持革命、服务人民的历史使命，将“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融入血脉之中。漫漫长征路，雪山草地、饥寒交迫、枪林弹雨，红色金融先辈始终恪守铁律：人在账在、人在钱在、设备不失，不乱花一分一厘公款，不侵占群众一针一线，将国家银行每一份资产当成生命守护。1935年10月抵达陕北时，14名银行干部仅余8人，6人长眠于长征征途；除去行军途中正常支出，携带的财物和账目均被妥善保存。这份信仰与品格，构成了红色金融先辈最动人的底色。

万里转战中，红色金融先辈以智慧冲破重重险境，以生命护卫革命家底。部队行军，他们负重前行；队伍休整，他们即刻筹粮筹款、保障军需。一位总供给部部长以生命掩护战士携带黄金和银圆突出重围，不幸壮烈牺牲；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战友，自己却长眠于雪山之巅……一桩桩以生命写就的故事，正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最生动的写照。

面对战火连绵、敌军封锁、随军转战的客观现实，红色金融先辈“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因时因势因地开展金融实践，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探索之路。国家银行自主发行货币、建设金库制度、开辟财政收入来源，牢牢把握红色政权的金融自主权。红二十五军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制定符合当地斗争实际和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如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斗争、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保证正当经商和行商等，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筹建川陕省工农银行时，郑义斋主导建立准备金制度，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充实银行基金，扩大货币信用。至银行撤离川陕苏区，从未出现“挤兑”风波。

严守纪律、取信于民，是红色金融行稳致远的密码，也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的具象体现。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四川古蔺，两天没吃上一顿饱饭的队伍发现一片无人萝卜地。部队首长权衡后下令：每挖一个萝卜，就在坑里放一枚铜圆。这份已内化于信仰的行为自觉，是红色金融事业独特的符号。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如此总结：红军之所以能得民心，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红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严格的财经纪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牢牢守护住红色金融的公信力。

红色金融一路走来，始终践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把维护群众利益摆在突出位置。面对国民党制造假币、散播谣言带来的“挤兑”风波，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时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即刻采取措施：绝不停止1∶1等值兑换，绝不辜负百姓信任。撤离遵义前夜，国家银行通宵达旦用银圆或物资回收“红军票”。来不及兑换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仍予以足额兑回，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利益。一次次以民为先、一诺千金的信义之举，让红色金融站稳脚跟，人民群众自发为红色政权筑起铜墙铁壁。

正是这些发于心、行于迹的为民实践，受到了群众的赤诚拥护——

湖南汝城文明司背湾（今文市村）村民罗和芳，不惧被国民党迫害的风险，将收到的62张“红军钱”珍藏了整整43年，即便他家距离国家银行货币兑换处仅有不到50米。

河南桐柏磨沟村的孙道海，将一枚90多年前收到的银圆当作“传家宝”，从没动过卖掉它的念头，只因父亲说“这是红军留下的，要传下去”。

万里征途中，有无数名“罗和芳”、无数个“孙道海”。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诉说心中信念：这支人民的队伍，一定会胜利。

薪火相传 彰显时代价值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红色金融在漫漫征途中浸润长征精神，沉淀出强大且丰富的精神内核，这既是红色金融星火燎原、发展壮大的密码，也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追寻长征路上的红色金融故事，对于当下的金融工作有哪些启示？在探访交流中，记者也得到了答案。

践行金融为民。当下，国内外经济环境越发复杂多变，更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革命战争年代，红色金融为了革命胜利、为了劳苦大众；进入新时代，金融为民的内核一脉相承。金融不能沦为少数群体逐利的工具，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增进人民福祉摆在突出位置。

真正扎根实体。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当下，都必须下好经济和金融一盘棋。长征路上的红色金融实践，绝不脱离革命斗争实际，坚持保障军需、服务生产、改善民生。立足新时代，更要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引导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集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坚持守正创新。回望历史，先辈们在物资匮乏、条件受限的环境下开展创新，始终坚守服务革命、服务人民的根本立场。今天推进金融创新，更不能丢掉根本。既要拥抱数字技术，又要严守风险底线，不能以创新之名行脱实向虚之实，要做到守正不僵化、创新不跑偏。

筑牢风险底线。即使环境残酷恶劣，红色金融也始终坚守信用与安全底线。这份穿越烽火硝烟的底线意识，在今天尤为珍贵。当前各类金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更要树牢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也要加强文化浸润，培育诚实守信、依法合规的行业风气。坚持制度约束与文化自觉协同发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金融之稳护航大局之稳。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红色金融的来时路，蕴藏新时代金融强国的建设密码。虽战场不同、环境巨变，但方向始终未变：一心向党、忠诚为民。

斯人远去，星火永存。今天，我们奔赴万里重走长征路，不是为了重复苦难，而是为了记住——一代人用生命扛起的，不只是金银，更是人民，是强国建设最厚重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