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河南老照片 很多游客到郑州都会在这里留影

文 | 东方今报记者 陈思

1982年，同样是一个狗年。36年的记忆里程并不短，那些无法回放的细节，就这么飘忽眼前，那年暗含因果机缘的往事，正在那个泛黄的年代里发酵。大包干与投机倒把、武术热与特异功能、农村电影放映员与托人新买的彩电、计划生育与计划经济……在那个飞扬的年代里彼此消长，共同描绘着那年代的鲜明特色。

（因为一部《少林寺》，功夫片成了一个时代的产物，武术也因为那个特殊时期而火热起来。 本报资料）

（一）

1982年，郑州管城区陇海村投资兴建了一个村办企业东风啤酒厂。可是厂子效益不好，濒临倒闭。这时，有个人站出来收拾烂摊子了，新厂长是一个跑过汽车运输、只有初中文化的32岁普通工人，他名字和人一样宽厚低调，他叫张铁山，东风啤酒厂在他的手里蜕变成了金星啤酒。张铁山上任之初，就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含泪倒掉了100吨不合格的啤酒。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即便啤酒不合格，依然有市场。但是张铁山还是选择了将这批价值20万的不合格啤酒全部倒掉。啤酒倒下去了，厂子活下来了。

近十年来，雪花、百威、青啤等品牌在全国啤酒市场内攻城略地，但是在河南的啤酒市场上却一直被金星强势阻击。

现在金星啤酒依然在河南本土市场称雄，面对着雪花、百威、青啤等品牌的围剿而屹立不倒。但是更多的河南本土啤酒，却在酒林争霸的过程中，身世飘零。比如一代人记忆中的奥克啤酒、商丘的老牌啤酒蓝牌啤酒被华润雪花收购了；开封汴京啤酒2011年破产；焦作月山啤酒被燕京啤酒收购……

1982年，他落榜了。这个新郑孟庄村20岁的年轻人有点沮丧，他是村子里唯一的高中生，不过他高考落榜了。一家7口人挤在三间破房子的贫困记忆让他早早当家，为了糊口，他从小就什么都干，炸油条、赶驴车、扛货包、当木匠、贩布料……可是这次鲤鱼没能跃过龙门，他似乎要被摔进平凡甚至贫困的农村生活了。直到1986年，他在报纸上看到深圳人爱用红枣煲汤养身的文章时，眼前一亮。他叫石聚彬，14年后，在郑州市纬二路开了第一家“好想你”直营店。

1982年，另外一个河南青年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大。

1982年，河南青年徐勇考上了北大生物系，去美国留学后，徐勇结识了同样在医药公司做销售的马东敏，而马东敏的丈夫是比徐勇小五届的学弟，名字叫李彦宏。1999年，徐勇和李彦宏联合创办了百度。1982年，马云刚成年，第一次高考失败后的他当过秘书、做过搬运工、后来给杂志社蹬三轮送书。1982年，路遥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这一年，《人生》被正在帮忙抄文件的马云看见了，于是马云的人生改变了，他决心还要再次参加高考。

那些命运巨变的时刻，当时站在三岔路口，还以为只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二）

（录音机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对外炫耀自己“实力”的资本，极端情况下也改变了个别人生活的轨迹。本报资料）

百度搜《何日君再来》，她会告诉你，改革开放的那一年，因为邓丽君的翻唱，这首老歌重新火了起来。“今宵别离后，何日君再来”，但是那一年，郑州市二七区的郭庆义，估计是不想“再来”了。1982年元月郭庆义从广州花费一千七百六十元的高价买回来了一台高档录音机，但是没几个月，郭庆义就因为提供“黄色流行歌曲”的转录服务，高档录音机被没收了，自己还交了四百元的罚款。1982年，《何日君再来》，被定性为“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黄色歌曲”。

那一年，查禁的黄色制品中除了《少女的心》等黄色小说手抄本外，最多的就是邓丽君的歌曲。当年，报纸上报道郑州市“已查封录有《何日君再来》、《蔷薇处处开》、《美酒加咖啡》等黄色歌曲的盒式录音带两千多盘”，是的，列举的这三首歌，都是邓丽君的。

相对于这种磁带翻录员，电影放映员的日子就要好过多了。1982年，许昌乡村电影放映员鲁中德，放映了450场电影，一场电影30元。得知放映电影的那天，这个村子一定早早升起了炊烟，而后在整个村子甚至十里八村，就沉浸在幕布上的光影世界与放映机的嘎嘎声中了。

（在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是人们消遣业余生活最重要的活动，电影放映员也成为最受欢迎的人之一。本报资料）

那一年，鲁中德在杨庄村放映电影时有两千多人观看，其中有一个月在一个村里放映了30天电影。因为那时候的乡村娱乐活动匮乏、庆祝形式也单一，生小孩、结婚、生牛犊、发财、老人过生日……那时候家里只要有个事就要放场电影。

但是，最新最流行的电影还是要去城里看。

洛阳放映员范如山依然记得，1982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在西工区的电影院24小时不间断放映；凌晨三四点就有市民冒雨排队买票，那部电影叫《少林寺》。

（三）

（五分钱或者是一角钱的电影票撑起了中国电影的一个传奇《少林寺》。本报资料）

《少林寺》有多火？1982年，《少林寺》在内地公映后，以一毛钱的票价创下了1亿多的票房记录。按现在30元一张电影票计算的话，那就是几百亿。这个电影也在当年打破了香港、韩国等多个地区的票房记录。当然，这还不包括在乡村打麦场里放映的露天电影，没计算进去那些“尾随”放映员一个村一个村转场的“票房”。

《少林寺》火了，同时也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掀起了功夫热。八十年代一些中小学的体育课甚至就是学武术，农村男孩子家的院子里大都会吊上一个沙袋，半夜起来解手路过的时候，都要吭哧吭哧打两拳。受《少林寺》和偶像李连杰的影响，十年后一个8岁的小孩甚至专门从河北老家跑到少林寺做了俗家弟子，这个小孩叫王宝强。王宝强是个爱做明星梦的“小疯子”，学武期间还专门租了相机买了胶卷又拍又洗。他对师兄弟说：“这是在留资料，以后当明星可以用。”

（2016年2月7日，除夕之夜，王宝强在曾经生活学习多年的少林寺过年。从8岁到14岁，王宝强在少林寺待了6年。王宝强微博）

果然，他当了明星，照片也被扒了出来。不过30多年后，李连杰却在一档节目中含泪表示，自己很后悔拍了《少林寺》，让一大批小孩子受影响而辍学练武，他们大多没成为武术大师也没成为电影明星，最后大多数却成了街头逞勇斗狠的不良青年。

文革后不久，摘掉了“黑五类”帽子的陈小旺终于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比赛了。而1982年，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年在全国太极拳比赛上获得金牌了。1982年12月15日，国家体委副主任在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号召“武术遗产需要抢救。”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一部《少林寺》让大江南北的很多孩子迷上了武术。本报资料）

武术的热潮也在催化着气功热。

1982年，初中文化的“气功大师”张宝胜在叶剑英元帅面前表演了以鼻嗅字。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迅速的，气功成了人们治疗疑难杂症的精神寄托。那一年，洛阳人田瑞生作为“香功”创始人正处在事业上升期。不过十三年后这个号称可以治疗癌症的“香功”，却没能从肝癌手中，把它的缔造者救过来。90年代末，气功热特异功能热慢慢“偃旗息鼓”了。

（四）

那一年的人，被时代急遽的改变着，那一年的城市，也被时代匆忙的修饰着。

1982年，河南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五讲四美”活动，但是二七塔的钟声已经哑火好几年了，钟摆停在了十点半的位置。那时候的二七塔还是郑州最高的建筑物之一，站在二七塔上能看到黄河，而那时候的郑州城是那么的小，《东方红》悠悠的钟声足以传遍小半个郑州城，而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不少郑州人都要抬起手腕给手表校对时间。

1982年，郑州市民赵必宇给河南日报社写信：“如今文明之花已开满我市大街小巷……可是唯独全市人民举目共睹的二七塔，还是一席空中死角，二七纪念塔上的钟声何时鸣？”

（二七塔既是郑州也是河南的地标，很多游客第一次到郑州就一定会到这里拍张纪念照。本报资料）

赵必宇的这封信激起了郑州市民强烈的共鸣，大家似乎是同时注意到了，二七塔钟声已经消失好几年了，于是一封封投诉信飞到了报社。1982年7月2日，二七塔的钟声终于在市民的催促中再次敲响了。

船在海上，马在山中，未来在途中。

1982年，钟声萦绕着的人民公园新盖了一座假山，假山上盖有古香古色的凉亭；那一年，永城芒砀山梁孝王墓的维修竣工了，小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墓前的石阶下了；那一年，嵩山尖上用上了自来水，王屋山新修了二十多条公路；那一年麦田金黄的时候，汝南县首次通了火车。那一年，信阳更美了，日本的樱花，开到了信阳城，信阳城，也新添了一座浉河公园。那一年的7月1日，周口沙河两岸新建的周口市人民公园第一期工程竣工后正式开放了！同一天，太行山区的安阳林县县城内一阵鞭炮齐鸣，林县有了第一套地下水自来水装置，林县城关人不用再喝含泥多、污染重的红旗渠水了！

1982年，钟针往复循环，城市大步向前。

（如今的红旗渠不仅仅解决了林县人民的吃水问题，更是成为了重要的旅游景点。 沈翔\图 ）

（五）

1982年5月，登封县唐庄公社王河大队的农民屈西怀石缝中发现一件奇怪的东西，这东西有点像包糖果、点心用的金色的包装纸。屈西怀把这件东西拿回家，村民发现这件东西可能是一个金片，上面还有一些看不懂的文字。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两个山东的文物贩子来到屈西怀的家里，要求购买这件宝物，开价10万元，屈西怀没有卖。在那个还没开放的年代，10万块简直是天文数字啊。屈西怀意识到这个金属片极可能是个国家级的宝物，于是他选择将金属片无偿捐给了国家，得到了一面锦旗。

这个金属片，是武则天扔的。2007年，武则天金简被专家评为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

（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武则天金简。袁晓强/图）

1982年正月十五，一个老家河南项城的85岁老人感冒了，被送进了北大医院。

老人患了重感冒，按照等级惯例，他被安排到了八人病房。老人的夫人潘素向院方申请让老人住进小病室，被院方以“级别不够”回绝了。两天后老人感冒转成了肺炎，潘素再次恳请换病房，还是“级别不够。”2月26日，老人去世了。老人叫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一生倾尽家财收藏字画国宝。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近一半是张伯驹所捐。2018年，是张伯驹诞辰120周年。

（六）

1982年，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发起。当大伙谈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的侍卫时，有人插话，像康熙这样杰出的皇帝，至今竟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叙述他，可叹！沙发上一个37岁的文坛无名小卒突然像在部队点名喊立正一样，“腾”地站了起来：“我来写！”大家听了直乐，谁也不曾当真。他跟着一块笑，但已在琢磨：“建国初期共产党人肯定的59个历史名人里就有康熙。国家政府认可，方向一致，可以写。”1986年，《康熙大帝·夺宫》面世，引起轰动。许多人记住了那个雅黄色封面上的作者的名字，二月河。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11月3日出生于山西昔阳，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直致力于《红楼梦》研究的他因其笔下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袁晓强/图）

1982年，二月河下了决心，刘震云却面临两种选择。

1982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河南新乡延津县人刘震云面临两个选择——是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还是去《农民日报》。他要去《农民日报》，但是老家的爸妈不同意。刘震云的父亲此时已经被提拔成县公安局局长了，父亲说，你放着中南海不去，以后说不定还能当个官。但是刘震云想去各地采访，接触烟火弥漫的生活。有段时间大院后面在盖楼，刘震云就老去。有时赶上农民工在吃饭，手里拿着馒头，旁边放着白菜豆腐。刘震云问他们，喝啤酒吗？他们说，想喝呀，但太贵了，省了吧。当时自己手头也不宽裕的刘震云就跑去买上十几瓶冰镇啤酒，和他们一起喝，聊家长里短。

那时候的刘震云还不像现在这般游刃有余。农民日报的宿舍大院邻居觉得刘震云像个哑巴，木讷，蔫蔫的。那时候的刘震云是被人忽略的一个人，不被人惦记的人。

1982年，刘震云当了记者，而王朔，还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做业务员。那一年，有个年轻人在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做美术设计，他叫冯小刚。那时候三人中，冯小刚是最意气风发的一个。冯小刚回忆，在当时，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所受的青睐，绝不逊于现在的IT界精英。工资高不说还透着出类拔萃领尽风骚。

从1994年，刘震云第一次与冯小刚合作电视剧《一地鸡毛》起，二人至今已成为铁搭档，《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电影都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拍成了电视剧，刘震云一下得了8万块钱。刘震云的妻子郭建梅还记得，他们在床上，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数那8万块钱，爱不释手。那天刘震云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了顿肯德基。

（从河南走出去的刘震云在创作的作品中一直有河南的记忆。根据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将河南曾经的苦难岁月做了全景式的呈现。 电影海报）

十年后，2004年，一个在河南少林寺学武的“傻小子”也遇见了冯小刚，他在《天下无贼》里，“本色出演”了傻根。《天下无贼》后，王宝强终于把家里的债还清了。

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河南邓县人姚雪垠、河南郑州人魏巍，都是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得主。1982年，韩寒、南派三叔，出生了。

（七）

1982年，农村工作文件第一次作为“一号文件”下发。而“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1982年的春节，很多中国农民家庭墙上挂上了这幅“年画”。）

（政策的改变，让中国农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中国的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本报资料）

由此，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不过在1982年，却有不少人抱怨分得太散了。原来那时候很多大队把不多的农机具、水利上的柴油机、水泵也都分给了个人，结果旱情严重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没东西浇地了！ 1982年，包产到户的农民需要更多的土地和木材，所以河南很多地方出现了毁林种田的事情。宁陵县人武部的甄景忠三月中旬路过宁陵的一处林场时发现，该处有四千多棵槐树的边界林，树木已经被毁掉了70%以上。或砍枝去头、或拦腰斩断、或平地锯走、或连根拔起。

那一年报刊上不停地宣传爱护森林的重要意义，而八十年代的护林员工作是最艰辛的，他们顽强守护着绿色命脉。直到九十年代打工潮兴起之后，毁林现象才开始越来越少。

1982年，很多中小学校管理者们也注意到了孩子们的近视眼问题，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不少小学把教室的墙粉刷了一遍并更换了日光灯——那时的近视眼不是因为电脑游戏打多了、手机玩多了导致的，而是教室的照明条件太差！

（八）

回忆斑斑驳驳，一些记忆中的名词也在岁月中剥落。

比如那一年，中间商和第三方还被叫做二道贩子。

1982年的报刊上，擅自提价和二道贩子是最常出现的两个经济词汇。其实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两个词汇所指类似，无非是为了突破计划经济的禁锢，让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价格杠杆已经在发挥作用了。由于当时的体制限制，很多商品都是供不应求。从电视、照相机、洗衣机、洗衣粉（那时候大部分都在用肥皂）到新出现的录音机等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多商品甚至只能托关系才能买到。而一些比较特别的产品更是没地儿买。1982年，上蔡县石桥供销社的朱赞军在报纸上疾呼：救救俺们的架子车吧！因为他们村子生产队有41个架子车，因为缺少钢珠、钢碗、内外挡等小零件，其中29个都是不能用的。

而1982年国务院作出十项措施稳定物价，而保证这些措施的落实，就要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行为，这些被打击的对象，对于老百姓而言，就是二道贩子。

1982年，许昌有六人倒卖黄金被罚款了万元余，并被判了有期徒刑。除了黄金外，这些“二道贩子”们贩卖的还有手表、录音机、电视机、金戒指……其实在那个年代嗅到商机的二道贩子又何止是个人，渑池县红源机械厂从广东购进收录机996部，收录机每部加价二十多元转卖到郑州和平顶山等地。该厂还购进磁带两万盘，每盘比进价约贵五角出售。该厂通过这两项一共赚了四万多。然后，该厂非法牟利的四万多元被郑州工商局没收了，并被罚了五万……

当年打击二道贩子的行为现在来看或许难以理解，但是它就是时代的注脚，诠释着不断前进的中国。

（九）

1982年，中国足球在附加赛中输给了新西兰，冲击世界杯遭遇了滑铁卢。那一年，为中央提出人口政策的马寅初去世；那一年，计划生育被定为了基本国策。

那一年， 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超过十亿。

那一年，李宁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比赛中获得了6项冠军。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被誉为“体操王子”。

那一年，“钢铁公司”（毛泽东送给邓小平的一个绰号）与“铁娘子”交锋：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那一年，原《义勇军进行曲》之词、曲被恢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那一年，我们谈论着科学、武侠、经济、收录机和打麦场，一切，仿佛走在春天的田野上。

那一年，一些条件优越的年轻人开始下海经商、出国留学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却主动放弃了在中央军委的工作来到河北正定县任职。最一开始，群众们对这个初出茅庐年轻的县委副书记将信将疑。但是低调务实的他，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蹲在树下聊天，还爱骑着自行车去老百姓家拉家常，很快这个年轻人就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了，那时候很多人看到晴天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晒的褥子上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他们也在朝夕相处中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习近平。

（1982年来到河北正定工作的习近平。新华社发）